• gooood Idea NO.44

    The brilliance created by our forefathers in the era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ill also be re-interpreted in the era of urb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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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实践: 青浦嘉定的尾声

    作者:立木设计研究室
    更多关于他们:L&M DESIGN LAB on gooood

    选取片段来自《上海新建筑》,点击查看更多:gooood book 《上海新建筑》冯琼、刘津瑞

    青浦、嘉定的建筑集群实践在上海新世纪以来的造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李翔宁教授在《青浦嘉定现象与中国当代建筑》一文里写到的,“不管上海的公众是 否认可这两个原本属于郊区的新城所发生的建筑实践,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建筑版图和专业话语圈中,它们已经具有许多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重要性。”1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开始于21世纪初,在这里,不仅很多在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建筑师参与实践,更有大量新锐建筑师在此成长并逐渐成熟,各自形成独立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思想,这里面有青浦新城建设管理中心、青浦区涵璧湾花园等来自国际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也有嘉定新城幼儿园、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等来自相对年轻的明星建筑师的作品。

    青浦区和嘉定区位于上海市西部,都是中国文化里最典型的“江南”地区。两个新城刚好在冈身线两侧,分别位于历史地理学上所讲的“高乡”和“低乡”2。“低乡”青浦湖荡群集,“高乡”嘉定田高于河,一起诠释出在时空中更为丰富的江南。相对于上海这座已经成型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青浦嘉定是近似于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然而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风貌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却给这块画布带来了天然的印记。 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的市中心和郊区是风貌和气质完全不同的地方,为了拉开城市发展骨架,疏解都市中心人口,上海于新世纪初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城计划。2001年,上海建设郊区化“一城九镇”的目标被提出之后,青浦区便被定位为“新江南水乡”, 而嘉定则被定位为一座汽车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的综合性城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很多时候城市是人们“集体想象”和“集体记忆”的集合3, 时间是城市形成文化上的原真性的必要维度。快速的“造城运动”4在当代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而这其中文化传承断裂、人气难以速成、空间资源浪费等问题又常被人诟病。 对于完全空白的基地和周边环境,建筑的场所、文脉的讨论似乎变得空洞,在完全服务于理性的现代城市规划框架内,建筑做成什么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现代城市规划的弊病或许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补,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青浦、嘉定是幸运的,精心筛选的建筑师确保了青浦、嘉定造城的相对高品质。面对在这两片空旷荒芜的白地,“建筑师们以一种充满根基、充满想象的方式构筑着心目中的江南”5,他们把自己对江南的理解投射到建筑中,在完全不同的肌理、材质和表达中诠释着不同却又相同的江南。

     

    青浦嘉定实践群像|Practice in Jiading, Qingpu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推出了一批明星建筑师,2013年外滩画报题为《十家建筑事务所, 十二位建筑师——中国建筑师中坚力量》6 的相关报道中,柳亦春(大舍)陈屹峰(大舍)袁锋(创盟国际)等几位都是从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开始崛起的。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范围之广(两座新城)、持续时间之长(从2002年至今)、参与 建筑师之多(从国外大师到国内青年建筑师)、创作环境之佳(政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建筑师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的同时,更让他们随着青浦、 嘉定的发展共同成长。在这连续性的在地实践中,锻炼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当代中青年建筑师,他们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设计哲学,并通过媒体的宣传和项目的示范作用,渐渐掌握一定的设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

    在 20 世纪以来的建筑史中,集群实践是建筑师以抱团的方式形成规模效应和引起关注的重要方式。以1927年“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的魏森霍夫实验住宅(Weissenhof Siedlung)为典型代表的尝试开启了建筑师抱团设计建造实验建 筑的先河。17位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和前卫的建筑师凭借着对于未来居住建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于当时的住宅设计从平面到材料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革新并开创了“国际主义风格”。 自此之后,1931年以“我们时代的住宅”和“新的建设”为主题的建 筑展在德国柏林开幕 ;1957年以“明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建筑展达到了13个国家53位建筑师的庞大规模 ;1987年,在柏林的国际建筑展览会更是达到了108位建筑师172个项目的空前盛况。而在中国,大量的集群实践更接近于“时尚秀场”,其意义更多地停留在曝光度和商业价值层面,缺乏对城市问题的发现和关注,而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则是其中不多见的深度参与城市建设的案例。

    ▼中国当代集群实践项目清单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实现除了当地政府的积极组织、设计师团体用心的付出等基本条件之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历任青浦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以及之后嘉定区区长的孙继伟博士。孙继伟是一位有着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教育背景的学者型领导,他以极大的魄力用心选择了一批中国当代一流的中青年建筑师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建设计划,而青浦实验性建筑的探索也随着他行政职务的转换在相邻的嘉定区以相似的方式展开。甚至在2013年的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中,孙继伟博士也积极地促成了建筑师在徐汇滨江城市复兴的设计。

    “政府要有追求,要有理想,要对城市的品质、品位负责,对城市的未来负责。尤其是当今以政府为推动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地域城镇的探索,勉力的追求,不能仅靠个别建筑师的职业良心,必须在政府层面加以政治性的推动才有实现的可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工作使之成为一宗城市追求和城市理想,进而培育属于这个城市的精神寄托。”——孙继伟7

    ▼青浦嘉定实践统计©陈祺炜

    从运作方式来看,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在一开始就明确了委托设计的模式,以呈现一组高水平的中国当代建筑。传统意义上政府和建筑师之间是“甲方乙方”的关系,但在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政府呈现出“教练员”“裁判员”“经纪人”等多面角色,一个积极而强势的政府促进了开发商和建筑师之间的良性合作。2003 年,青浦区政府专门成立青浦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区长亲自挂帅的同时组建青浦新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保证“新水乡古镇”的定位,降低容积率的最高限度以控制建筑的尺度感,并在土地利用率等一系列问题上综合平衡各方利益。被邀请参与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建筑师既有在国内外成名已久的张永和刘家琨张雷等第四代建筑师8,也有上海本土的优秀青年建筑师。这些青年建筑师或多或少有着同济建筑教育的背景和联系。这些幸运的青年建筑师们面对如此自由、开放、信赖的合作关系和设计命题,在并不用过于担心时间、费用、审美等重大限制性因素之下,稳扎稳打,伴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成长,在充分展现自我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的频繁曝光,从而逐渐走向世界建筑舞台。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从2002开始,建筑的数量和类型都非常丰富,这之中有青浦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这样的行政设施,也有青浦水上学校、嘉定新城幼儿园之类的文化教育类建筑,还有浦仓路步行桥这类的建筑边缘的公共设施。建筑师不约而同地从江南文化和园林空间中寻找灵感,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多次转译,试图以现代的语言来讲述带有传统色彩的空间故事。虽然老城的肌理不再,场地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记忆和传统的物质载体,但建筑师并没有放弃对于生活图景的追寻。庭院作为江南生活方式的载体,顺理成章地被反复多次的作为核心线索来组织空间结构。无论是马清运的嘉定图书馆、大舍的夏雨幼儿园、庄慎的文信园、张斌的青浦练塘镇政府办公楼、祝晓峰的东来书店,虽然建筑的规模大小各异,但其在形态背后反映出来的设计逻辑本质都是相似的,是一种归于平淡的、日常的、开放的、包容的、公共的、内敛的文 化传统,是一种基于家的属性的安定感和归属感。而传统园林中常用到的山石水体等空间要素也在不断地给与建筑师们创作灵感和思想启迪,让他们去从中国传统的本源出发,去探寻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生发出的、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本土建筑语汇。除了空间,建筑师们在青浦、嘉定的实验建筑实践中还展现出了对于材料的积极探索。对于本土材料或是能够准确表达本土文化氛围的材料搭配,在各类建筑中被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无论是砖材料各类肌理的拼贴和编制来形成的图案和符号化语汇、钢木材料通过尺度、密度的节奏变化展现出的形态肌理,还是穿孔板和玻璃材料通过间距、密度、颜色的变化来模拟出烟雨江南的朦胧感,这些执着坚持、大胆前卫的创新性实验大大丰富了中国当代建筑图景中的材料语言和形态片段。

    ▼青浦嘉定实践项目简图©陈祺炜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建筑作品大多于2003—2012年建成。《时代建筑》2012年的专刊报道为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媒体关注画上句号。而2013年至今,依然有很多作品在青浦嘉定建成,这是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尾声。本书遴选了2013—2018建成的五个教育建筑新作品,分别为上海国际汽车城东方瑞仕幼儿园(致正建筑事务所)、崧淀路初中致正建筑事务所)、华东师大附属双语幼儿园山水秀建筑事务所)、桃李园实验学校大舍建筑事务所)和上海德富路初中高目建筑事务所),大舍、致正、山水秀、高目这四个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很大一部分实践是在青浦、嘉定完成的,他们也在这里不断走向成熟。

    我们遴选的新作品恰好是城市公共建筑中最特殊的一类——教育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受到了设计规范、教学模式和财政控制等制约,由于建设周期紧张,一般2~3年左 右就需要投入使用,因此在长久的实践中无法打破“兵营模式”(即连廊 + 教室)的固有套路。对于政府或者开发商业主来说,按照标准尺寸(每间教室符合约定俗成的尺寸)和标准关系来组织是最稳妥的,而所谓的“特色”可以通过表皮和装饰来实现。尤其在上海,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建筑更呈现出了与这个城市气质极不相符的保守。朝向、 日照等约定俗成的层层规范将设计的弹性锁死,因而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建筑设计中,对于教学空间本质的探索和创造丰富多变的场所是非常不易的,除了对固有套路的挑战,还需要大量与代建方和专家们的斡旋和沟通工作。青浦嘉定实践的可贵之处在于, 在各种规范限制的牢笼中,设计师仍然可以探寻教学空间的可能性,而这些范式大致可以总结为两类——一类是对公共空间的优化,体现为层叠和院落,一类是对教学空间的重塑,体现为教室尺度和形式。在建筑师的努力下,这两类范式或取其一,或综合,形成了相对丰富多样的教育建筑,而这其中在规范、预算、土地等种种限制下的突破更值得研究。

    ▼青浦和嘉定营造主要项目清单©陈祺炜

    公共区域——层叠和庭院的运用 :层叠和庭院是来自于江南传统园林和宅院的设计手法,在青浦嘉定的教育建筑中被转译、运用和尝试,这也是建筑师在现有规范下努力做出更富于变化和更适于学生成长的探索。

    (1)层叠 :在之前的“兵营模式”的学校中,教学楼之间的室外场地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满足日照规范和噪声间距而存在的,这样的公共空间能相对有效地被利用。在青浦嘉定的教育建筑中,建筑师们不约而同地将公共空间在垂直方向上拓展,并且在其手法类似于城市综合体中“共享空间 + 塔楼”的设计,将集体活动和日常教学的行为在垂直方向进行分区,能够在保证趣味和交往的基础上,维护教学环境的安静。

    (2)庭院 :庭院是江南建筑语境中非常常见的元素,也是极其东方的空间,能够营造出被包围和呵护的公共空间,但是由于规范的限制,在教育建筑中实现庭院需要突破僵化的评图和审图机制。内向式的庭院能够回应教学分班、功能分区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不同“庭院”之间的交流。

    教室空间——尺度和形式的重塑 :教育建筑的设计往往会受到约定俗成的“教室标准尺寸”的限制,对教室尺度和形式的重新设计则在一定程度上碰撞“边界”,以创造新型教学模式的最有利条件。华东师大附属双语幼儿园的六边形教室、德富路初中的正方形教室、东方瑞仕幼儿园的屋顶都对现有的标准模式进行了突破,即使在桃李园实验学校的设计中,大舍也试图通过厚板结构或者结构梁的位置与灯具、吊扇的关系以及窗户的位置来获得比较好的教室空间质量,以增加教学互动的可能性。

    ▼五个青浦嘉定教育建筑新作品

    在这五个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庭院”这个江南的元素被所有建筑师以各种方式转译,无论是“六角形”“田字形”,还是相对规整的“长方形”,这或许是在失去背景的建造中抓住的一缕“地域主义”的稻草,又或许是对行列式布局套路的直接抵抗。 在这五个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建筑师在各种条条框框下的挣扎和无奈,形式、色彩、 结构等种种努力都是在试图创造出更高质量的教育空间,尤其是嘉定区德富路初中的诞生,简直是建筑师为完成实践的一部斗争史。遗憾的是,尽管青年建筑师们在快速设计建造、低下的施工质量和并不人性化的规范中不断地调整策略,选择了相对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些建筑的呈现仍然充满着中国特色的“粗糙”,而由于建筑师在设计的 全程都未能够与校长、老师和学生群体进行对话,在其中对于“教育建筑真正使用者” 的关怀也难以充分表达,因此,难以创造令人愉悦的校园空间体验。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青年建筑师的“低技”策略被屡屡褒奖和谅解,他们用实 验性的作品抵抗资本、规范和权威,这些作品可能在全球话语中并不那么先锋,但是建筑师们回到城市,对于场所和概念深化的创新能力,对于材料和构造的理解和运用, 对于供应商和施工方等资源的掌控将会是他们真正需要依赖的武器,以在复杂的竞争 中找到属于中国青年建筑师的位置。

    回首这组最后的教育建筑群像,在浓烈色彩下面,崧淀路初中粗糙的表皮似乎在讲述 着其中的无奈和挣扎,德富路初中粗糙的外表传递出 20 世纪的反叛摇滚情绪,而大舍 也在桃李园实验学校的纯白中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转身走进了它的新篇章。

     

    后实验建筑|Post-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在西方现代建筑体系中,“先锋性”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词。每一个时间段,建筑师们对于当下既成现状的批判和革新总是促生出一些先锋的、前卫的建筑潮流。恰如学界对于先锋派的概念有着历史学和词源学的不同,建筑和先锋派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从历史学层面来看,“建筑以文化活动的一种特定形式加入到先锋运动中,历史先锋派中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德国表现主义、苏俄先锋派以及荷兰风格派的实践中都有属于建筑的一块或大或小的区域”9。在这段历史中,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为代表人物的“工艺美术运动”倡导重建手工艺的价值并将建筑实践和先锋派运动融为一体。对于这种理解,先锋派建筑思想因为历史语境下的艺术思潮和相关行业的时代变革而被动地获取影响,通过建筑师个人的转译和变通实现在建筑领域的先锋。西方先锋建筑确实在评判性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批判”这一名词最早源于希腊语Krinein,哲学家康德(lmmanuel Kant)以及皮拉内西(piranesi)等都对于城市和建筑有过相关的批判性评价。之后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塔夫里(Mafredo Tafuri)首次将先锋派的理论引入了建筑领域,完成了兼具敏锐视角和批判力量的《走向建筑意识形态批判》。国外先锋建筑和相关理论始终呈现出一种并荣的局面,每当建筑事件出现的同时,相关的理论也会不落下风的跟上,理论为实践提供批判性的指导,而先锋的建筑理论反过来也会催生关联性的思想在实践领域的创新和实践。在这种语境下,先锋性或实验性和落地性的实践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在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中最终实现现代建筑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当代的“先锋性”成长于一片尴尬的土壤,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师在东学西渐中逐渐发展出混杂着国际风格和民族形式的现代主义;20世纪中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成为主流;20世纪后期,西方建筑思想的引进带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构和解构,这些本不该同时出现的概念呼啸而来,冲击之后是持续性的迷茫和焦虑。在20世纪后期主流的集体设计和商业主义的氛围中,与西方的先锋性和关于先锋的批判性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实验建筑”概念。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实验是在科学研究中,在设定的条件下,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验证或质疑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而进行的操作”10。实验这一名称本身包含着控制下的尝试这一革命性、创新性的内在属性,同时其研究性质的属性带来的不确定结果也是其区别于主流成熟经验化生产的主要不同。因此将“实验”和“建筑”两个名词进行组合,不仅仅等于一种单一的、可被明确定义的建筑类型或者风格流派,而是为了研究方便或者对于广泛意义上区别于成熟建筑产品的一种统称。

    1993年被认为是中国“实验建筑”的元年,这得益于制度改革和经济爆发。《私营设计事务所试点办法》的颁布,使上海、广州、深圳成为举国瞩目下的三块试验田。张永和、王澍、马清运等一批“实验建筑师”开始了最早的先锋性实践,并完成了深圳南油文化广场、席殊书屋、禅苑休闲营地等一系列作品。1999年6月22日,“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在第20届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大会展出,张永和、王澍、刘家琨、汤桦、赵冰、董豫赣、朱文一、徐卫国这八位建筑师共同代表中国展出其“实验建筑”作品。2001年,“中国房子”建筑五人展和“土木”在上海和柏林分别开幕,标志着“实验建筑”开始以群体的形式进入国际舞台。2002年,《时代建筑》05期推出“实验建筑”专刊,其中《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的拼图——从理论话语到实践策略》一文指出:“当前的中国实验性建筑的主流实践,是缺失了本质性内容的现代主义以及商业主义和各种西方建筑新思潮的混合。”11

    1993-2002年是属于“实验建筑”的十年,其基本工具包括两点,一是求真——即回归“空间”和“建造”的本质,二是求源——即对本土文化精神的挖掘。这是继20世纪20年代国际样式的现代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探索。然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验建筑”不具备“先锋性”,更多的是考虑到“实验建筑”于主流建筑思想和建筑创作的影响不足,“他们更像是走在中国建筑群体主流的旁边而不是前面”,伍江如是说12。史建在《当代建筑及其趋向——近十年中国建筑的一种描述》中认为,2003年12月14日的“非常建筑”十年回顾标志着“实验建筑”的终结13。我们无意追溯“实验建筑”十年中具体的得失,然而在2003年之后,中国的“实验建筑”实践的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后实验建筑”时期。

    如果说1992-2003年的实验建筑师的创作语境是大院体制和商业主义,2003年之后创作语境进入了各至无法用以上词语简单概括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创造了海量建筑市场,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国际建筑师开始广泛的开始来中国淘金。两方面的叠加形成了一个新的十年,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地的十年,是变成全球建筑师试验场的十年,也是本土建筑师从“先锋”转向“退守”的十年,而青浦嘉定集群实践正是发生在这十年。继上一代建筑师试图通过基本的空间、结构、材料来有意识地建构中国的现代主义之后,这一代建筑师所需要抵抗的是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环境,而他们似乎无力对抗这些冲击。在2003-2013的新的十年里,中国的建筑实践远远多于建筑思想,对于建筑量的迫切需求致使建筑思考完全淹没在“折旧”和“造新”的洪流中,建筑的形式服从求洋、求新、求异、求大的审美,大量的施工粗糙、风格多元的建筑被建造并重塑了中国城市的景观。

    而在这样的找不到“此时此地”的时代背景下,“地域主义”成了本土建筑师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工具,他们在东南西北不同地理概念中的中国坚持对“地域主义”的探索。城市已经沦陷,而他们所固守的可能只剩下乡村和田野,青浦嘉定集群实践正是其中来自“海派”建筑师的一股重要力量。《青浦嘉定现象与我国当代建筑》一文在总结了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作品之后,提出了他们在材料、语言、手法等方面的相似之处14,而这个相似之处则是对“江南”概念的转译和思考,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在对于基本的空间、建构上的贡献相对较弱,主要反映了快速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地域主义”的呼吁,这可能也是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在学术上的最大价值。

    《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一书介绍了芒福德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的观点,主要包括拒绝绝对的历史决定论、强调“回归自然”、赞成使用合理的先进技术、支持“多文化并存”的社区、构建“地域的”和“全球的”之间的微妙平衡15。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即是构建本土文化和普遍文化之间的平衡,然而正如P.里柯在《历史与真理》中所写的:“但是为了参与现代文明,又必须同吸收科学、技术和政治理性,而它们又往往要求对整个文化过去作纯粹和简单的弃。事实是:所有文化都难以承受和吸收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悖论:如何成为现代,又回到源泉,如何又复兴一种古老的、沉睡的文明,又参与全球的文明”16。全球化对于地方文化的入侵往往是以资本和技术为媒介,而在大都市中的土地投机者和官僚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普遍的生产形式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上海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很难看到如青浦嘉定这般“地域主义”建筑的原因。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很多作品都创造性地借助于外界的材料、思想、风格,来呈现优化了的地域文化。大舍建筑事务所的青浦夏雨幼儿园设计将马蒂斯《静物与橙》的形式和江南园林空间融合,共同的内向特征、对于模糊边界的消解、封闭和开敞的关系、必不可少的围墙、分散的个体建筑形态在维持“江南”特性的同时,还与大尺度场地语境相关联。致正建筑工作室的青浦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设计通过对江南传统的生活图景的转译以及价值取向的提炼,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基于庭院组织的政府办公建筑新形式,局部架空、连续立面上的开口、错位的檐廊、明暗空间的转折、民居尺度的庭院以及粉墙黛瓦、灰砖花格的材料呈现,共同指向江南文明中庭院生活的再现。山水秀建筑事务所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通过叙事性的建筑组织、片段化的景观园林手法、呈现和隐匿的权衡,营造了一种极其地域化的空间体验,但在隐藏于社区中的朱家角胜利街届委会和老年日托站设计中,山水秀建筑事务所放弃了现代主义手法、结构形式和节点构造,充分尊重了当地的传统,建筑做法基本参照姚承祖的《营造法原》并弃了非功能性的装饰构件,仅在山墙等位置通过材料变化来凸显建筑的公共属性,使这幢建筑与周边粉墙黛瓦的民居一起既和谐又特别。阿科米星的嘉定文化信息产业园二期建筑设计中采取了悬挂庭院来解放地面空间,材料上钢结构和双层金属网在营造朦胧感的光影和意境的同时,满足了施工和造价控制的要求。

    但是快速的造城运动带来的是急速变化、冲击、碰撞,总的来说,青浦嘉定集群亳践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场所”的场地。在这里,建筑设计只能跟他们意识想象中的“江南”概念和纯粹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来进行对话,而完全脱离了即将生活在这里的同时,“江南”这个概念被抽象为“水乡”“庭院”和“园林”等元素,而丧失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作为地理概念的“江南”是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最富庶的地区,也是近代史上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最先内在勃发的地区,与被推土机简单消灭的场所肌理同时被消灭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丰富的文脉遗存。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的一些作品在退守“地域性”之后对场所再度丢失,这可能是整个青浦嘉定实践中最大的遗憾。

    青浦、嘉定的集群建筑实践有一个浓烈的开头,然而结尾却略显沧桑。作为典型的中国新城建筑案例,青浦和嘉定还是幸运的,在21世纪初的“一城九镇”中,媚俗化且标签式的形式风格被认为是能够迎合大众审美,继而能够疏解城市人口的设计策略(“一城”是英国小城松江、“九镇”包括意大利小镇浦江、西班牙小镇奉城、加拿大小镇枫泾、德国小镇安亭、美国小镇陈家镇、荷兰小镇高桥、北欧小镇罗店、欧美小镇周浦等),而朱家角则是其中唯一一个江南水乡风格的小镇,这无意中创造了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文化退守的可能性。然而建筑设计上的坚持却无法消解城市空间中的场所缺失,再造的“江南”文化却无法如它所模拟的江南水乡那样热闹而富有生气。这可能是大都市中新城规划的悖论,一方面城市中急剧的人口増加倒逼新城建设,基至是过量的居住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建设,以疏解大都市中心的人口;另一方面,短时间速成的城市是建立在非人性、非场所的基础上,难逃“卧城”“空城”“死城”的阵痛期。

    在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了部分实验性建筑作品或衰败或废弃,致正建筑事务所的探香阁如今堆满了建筑垃圾,建筑内部至今依然是毛坯状态,让人不敢相信这座建筑曾是被用来作水边茶室的,只有那五个灵动的体量似乎还讲述着曾经的故事;和嘉定图书馆一路之隔的东来书店并没有因为临街而逃过被遗弃的厄运,至今仍然一直大门紧锁,曾经白色的墙面因为雨水的缘故已经变成了灰色,那种江南园林的诗意空间飘摇在风雨中荡然无存。远香湖建筑的衰败只是中国新城建设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致正建筑事务所这样评价开始的远香湖项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新城项目。公园内几十公顷的土地肌理基本都需要被重塑,所谓场地只有意图,没有任何实在线索,好像建筑放在哪里都差不多;所谓功能也只是愿景,没有适合的实际承诺,似乎建筑师只需要做一个炫目的壳子,里面最好就是万用万灵的通用空间”17。相比于一些建筑建成后因为功能置换等问题而改变了原有设计所造成的遗憾,远香湖的惨案显得更令人痛心,其暴露出整个社会机制在公共项目建成之后监管和运营问题。

    这是城市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必然代价,以功能主义为核心的二维平面分区和为单一功能而设计的建筑消解掉的是城市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在消极的城市环境中,建筑设计的抵抗是如此的无力。基于假设性的伪需求的建筑从诞生之初就预设了其悲剧的结局,被抛弃也是必然的。塑造城市的永远不是建筑和空间,而是人类文明本身,青浦、嘉定的急速造城还需要时间来进行修复,也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或许在下一个十年,我们能期待一个更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新江南水乡。

     

    “断裂”重生|Rebirth in Fractures

    作为一种“建筑技术和艺术”的形式和体系来说,“中国建筑”相继相承地发展到了 19世纪末期后,遇到了西方文化、技术的冲击,就开始面临前无去路,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了。假如,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工业在中国社会的诞生,新旧之间的交替虽然同样会产生一场斗争,但是问题就简单很多,因为这是一种生产技术发展的必然。而且,通过本身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培育出来的成果,人民就会为此而骄傲和自豪,珍惜它的意义,产生特别的感情。——《华夏意匠》18

    “传统”二字拆解来看,“传”是历史延承,“统”是关系连续,在历史和关系的意义上, 当代中国建筑学已经几乎丢失了“传统”。20世纪是一个文明断裂的世纪19,伴随着反 抗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思潮汹涌,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探索属于本民族的建筑语言。20世纪前叶对于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尤为关键,以梁思成、刘敦桢等 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学者在带有强烈屈辱感的民族自觉的驱动下20,试图拨开隐藏在古典“中国”建筑和现代“西方”建筑之间的迷雾,建立在结构方式等方面关联中国建筑“旧”与“新”的基础框架21。这实质上是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关系的探索,而建筑只是汹涌思潮中的一种表达,梁思成先生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和遗产》 中写到“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22。 这是中华文明奄奄一息之际的呐喊。从文明的视角看,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几乎在同一时期创造了人类文化的历史性突破,即轴心时代;之后全球进入帝国时代23,全球范围内分成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5世纪之后, 西方的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而中华文明在此时走向了全盛期—— 唐朝;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西方文明开始觉醒并发育成强势并具有侵略性的文明, 而中华文明在明清之后逐步衰落,至19世纪甚至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全球文明的发展轨迹上看“西方”建筑的轨迹,可以看到从古希腊—罗马—哥特—文艺复兴这条主线,但这条主线所发生的场所和背景却在不断地变换,而中国建筑轨迹则和文明轨迹一样“一气呵成”。

    回顾20世纪前叶的中国建筑,除了以上对“现代”中华文明的世界观探索之外,主流的方法论则包括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方面,两者时而交错、时而冲突、时而平行,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困惑中国早期建筑师的地方,“如何在中国创造一栋大楼,它的设计 和建造都采用国外的方法,但外观却要地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建筑师”24。这 一时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风格和去民族主义风格的现代建筑都大量出现,在上海也有丰富的遗存。总的说来,在这些实践中,传统元素更多的只是起到形式和装饰的作用。 现代主义建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形式,它形成于技术和材料的进步,这是一种“充分条件”革命,势必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彻底的建筑颠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建筑是一种伴随着殖民和侵略的西方世界的输出过程,对于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25,这也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争论的关键原因。正如“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李约瑟难题一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被动接受西方文明,中国是否能够产生出自己的现代主义建筑,又或者说,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应当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是一道横在几代中国建筑师面前的终极命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20世纪中叶是形成本民族的现代建筑语言的关键时期,事实上巴西、印度、伊朗、墨西哥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非常优秀的地域主义作品,如尼迈耶的联邦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外交部办公楼,巴拉甘的克里斯特博马厩与别墅、住宅与工作室等建筑都体现出迥异的现代建筑话语。然而中国则历史性地错过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政治影响下的集体设计和折中手法严重地打击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建筑创作。“建筑师突然意识到,建筑的形式表现与政治内容之间的联系恐怕根本就是任意无常的,谁还会再坚持任何清晰的建筑信念,谁还会努力构筑任何建筑学与政治间的有机联系?唯有犬儒主义、 机会主义和形式折中主义才是安全策略。”26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衍生出多种形式,但就其现代性实质来看,还是一种折中主义,其中既有“原功能主义”的简陋,也有“政治表现主义”的浮夸。同时,不仅是建筑理论和实践研究,几乎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都经 历了近30年的失声期,即我们未能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建筑体系。

    压抑过后的文化艺术领域的爆发首先体现在美术领域,85艺术思潮27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继而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等其他艺术领域都受到影响。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得建筑领域也开始对“大屋顶”“民族形式”“宏大叙事”开始动摇和反叛。相比于其他文化艺术类型,建筑领域由于更容易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而稍稍滞后。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探索上近 30 年的断层,以及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建筑在猛醒之际很难一下子建立一套理性、本土的批判评价标准。当代的建筑师不再如先辈们一般挣扎于亡国灭种的“屈辱”和“痛苦”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28,本土建筑师们形成了一些地方性的实践成果,我们依稀可以寻找到他们试图建构中国现代建筑体系的蛛丝马迹。他们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回到现代 建筑的原点,用实验性的思考去追寻现代建筑的建构体系中最质朴和基本的那些东西; 第二是打破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性”的标签化、刻板化、政治化理解,体现出更多的地域和时代价值,其中包括对田野、乡土、民居建筑的学习和记录,也包括对当代都市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尽管我们已经错过了建立中国现代建筑体系的最佳时期,但在 大量当代碎片化的实践中,依然能够看到星火微芒。

    很多时候,我们把“中国性”和“地域性”看成是同一内涵,因而在思考中丧失了大 量有意义的细节,这可能是造成人们对中国现代建筑体系误解的原因,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将“中国性”和“地域性”拆解开来进行讨论。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性”。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看待“中国性”,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建筑的“充分条件”革命对于世界范围内古典建筑体系的共同颠覆,而这种革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世界史开始之前29,受自然地理分隔和交通条件限制,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因而各自产生出迥异的文化体系和亚文化体系30。在地形地貌、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的影响下,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形成了迥异的建筑形式和建构方式。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与全球化同步,虽然其中既有“文明冲突”的成分,也有“文明对话”的成分,但总的趋势是全球范围内不同文 明从不同支流汇至主流并奔向大海31。正如百年之前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那样,我们依然怅怀过去,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一种重要文明的母体。如果我们需要深刻地洞察未来,那必须要审慎地认知历史。中国建筑的最基础构成是庭院,这和我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息息相关,在中华文明的概念里,“国家”是由无数的“家”构成的“国”(紫禁城不过是一个巨大华丽的四合院),建筑布局与社会结构一脉相承,中央集群制度使 得国家管治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基础单元,这是我们的建筑美学和规划哲学的基础。从规划的角度看,古代城市的四方形布局开始于“周礼”,绵延千年,历经数朝,甚至影响到古代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的巨大资源,使得帝国的都城能 够像一个宏伟美丽的艺术品般被建造,也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无法复制的杰作。从建筑的角度看,木构建筑的标准化、模数化、预制化是先辈匠人们建筑“工程”创造, 而在建筑装饰、园林艺术等方面展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则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 结晶,建筑的“工程”和“艺术”属性的完美统一,是祖先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中华文明”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文明”32则关注人与物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建筑文化差异在哲学观上的本质。因而在“文明冲突”的视角看,中国不依赖于西方,在“文明对话”的视角看,中国与西方是平等的,且相互需要。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了,我们失去了农耕时代形成“国”与“家”关联的人地关系和社会组织。古老文明在流经城市时代时应当奏响完全不同的乐章,这需要建筑师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去续写。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巨大的撕裂本质上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构,因而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可能不会局限于“工程”视角对古典结构和材料的再利用,因为那已经是前现代的历史硕果,并且更有可能成为在“艺术”视角焕发审美趣味的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命题,因为毕竟我们是唯一一个在当代还会诵读两千年前的诗歌的民族,“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延续使得我们在文字、艺术、审美上超越了时代。例如在已经被广泛研究和讨论的古典文人园林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寻中国美学中对于内外、自然、光影的理解,而诸如植物、对联等很多元素都在无形中被赋予了丰富的趣味,与其用步移景异的流动来解释,不如说是以曲折之境、想象之意来形成交互的时空感受,这可能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东方趣味。

    第二个关键词是“地域性”,这里的地域性绝不是指狭义的、静止的地方特色,而是一种广泛的、发展的地域主义。这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丰富文化种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地方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正在伤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虽然我们似乎无力扭转我们走向普遍的同一文明的大趋势,但保持不同地方的文化多样性有助于保持世界文明系统的平衡和发展。正如我们无法找到单一的建筑形式和风格来代表中国一样,因为地理、气候、语言、风俗等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片区和亚文化片区, 这是我们攫取实践中更丰富、更多元的表达方式的源泉。其二,解决当下问题,这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地域性所需要直面的问题,比如中国在快速城镇化中形成了城中村、同质化等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当代思考来完善。从传统建筑研究中形成 指导当代建筑实践的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发展理论,才有可能相对完整地 建立起建筑实践与脚下土地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应当是根植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既 能够联系地域主义的丰富历史、材料、场所和文化,又能够用新的技术解决当代的实际问题。

    建筑是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呈现,继我们开始使用钢和混凝土作为主要材料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侵蚀,纯粹的现代建筑的基础思考已经在积累出“套 路”,这也是当下东西方建筑学的共同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具有 革命性的“充分条件”,就难免会陷入“装饰主义”的空洞之中。当下中国的传统建筑研究和当代建筑实践似乎完全脱节,虽然我们的先辈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多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33。对于中国建筑的历史性回顾的真正价值在于,一方面这是我们产生实践和思考的源泉,现代建筑的革命开始于西方,而我们的现代建筑学、规划学的所有理论都来自“西方文明”,而我们对自身文明所产生出来的建筑体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里面所积累的能量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久经磨难的古老文明的致敬,我们的先辈在农耕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也必将在城市文明时代被重新演绎, 这是当代中国建筑师面向未来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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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此时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因为连绵战争和王朝更迭而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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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朱涛 .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7] 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的一种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不满于美术界的左倾路线,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新潮。
    [28] 彭怒 , 伍江. 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再议 [J]. 建筑学报 ,2002(12):6-8. 李翔宁 . 权宜建筑——青年建筑师与中国策略 [J]. 时代建筑,2005(06):18—23.
    [29] 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开创了世界史。
    [30] 张光直 , 徐苹芳 . 中国文明的形成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4.《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西方则是主要基于技术和贸易的革新 .
    [31] [英] 李约瑟 .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 [M]. 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2] 这里的西方文明特指从希腊到罗马发育起来 的、基于逻辑哲学发展至今的文明。
    [33] 朱涛 .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M].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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